41岁的四川仁寿县农民工黄彬穿着黑色皮夹克，面容整洁。凭着一手木工活儿，他目前在当地建筑工地打零工，平均每月能挣五六千元。黄彬说：“我对自己的收入挺满意，打算将来就在本地打工，不出去了。”
西部农民工在本地就业，这是很多东部企业不愿意听到的消息。近来，面对新一轮“用工荒”，各地民工“争夺战”硝烟四起。在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各地采访，探寻民工“争夺战”带来的新问题。
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失序考验
一家鞋厂的老板宋超告诉记者，县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相互之间已经开始“挖墙脚”了，挖的对象就是普通农民工。
黄彬不愿外出务工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基于养老的考虑。他说：“我在仁寿县买了新农保，等60岁以后，每月都有养老钱拿。要是我出去打工，就没办法继续买新农保了。我不会去外地打工。”这在当地用人企业和劳动部门听来是个好消息。
就在几年前，仁寿县劳动部门还在为帮助农民工寻找岗位而发愁，如今，却是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招人。今年春节后，四川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帮助招商引资企业招工，纷纷聘请中介在成都火车站对出川农民工进行截留。据他们介绍，一些大型企业在招商引资时，就将“政府帮助招工”作为投资建厂的一个前置条件。
面对西部省市开展的“截流”行动，东部一些传统的劳务输入地也在当地政府部门的组织下开展了“争夺战”，有的东部城市组织数百辆长途汽车，到中西部劳务大省“接回”农民工。
一些主管部门和专家担心，由于对“招工难”的预期增大，“农民工争夺战”日趋激烈，而本应由市场机制正常调节、配置的劳动力市场正在“招工难”的压力下逐步失序。
金堂县是四川省有名的劳务输出大县，当地有大批外出务工人员长年在东莞打工。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在金堂县采访了解到，为了缓解当地用工压力，今年春节前，当地相关部门组成代表团赶赴广东东莞，对这个县外出劳务人员进行慰问，并在当地媒体上刊载广告，宣传该县产业发展状况，号召本县农民工返乡务工。
“争夺战”不仅表现在东西部之间，还表现在企业之间，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失序考验。在金堂县采访时，一家鞋厂的老板宋超告诉记者，县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相互之间已经开始“挖墙脚”了，挖的对象就是普通农民工。作为金堂县的政协委员和鞋业协会会长，他准备请县长出来调停。
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提醒说，劳动力市场说到底还是一个市场经济，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，通过“招工难”、“民工荒”这样的市场信号，有利于产业的重新布局和升级换代，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净化市场环境、规范市场行为，而不应大惊小怪，甚至越俎代庖。
“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”
“去年有了小孩，我们就决定回四川，毕竟这里才是我们的根，我们不想让小孩将来既不是四川人，又不是广东人。”
目前，西部地区工资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缩小，这已经成为影响西部劳务输出地区农民工流向的重要因素。在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采访的四川籍农民工中，大多数人对今年的工资期望值在2000元左右，比往年提高了300元以上。
眉山市仁寿县是四川省人口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，据劳动部门了解，目前，仁寿县的回乡过年农民工中，有1万多名农民工今年不愿意再到东部地区打工。仁寿县劳动局就业中心主任刘刚说：“工资是一个问题，这几年东莞的工资还比不上成都的工资，总体要低三五百块钱。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。”
除工资之外，“家庭”和“归属感”这些过去在农民工身上往往被忽视的因素，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民工选择就业、乃至选择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。记者在采访中，不止一次地听到农民工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和老人，甚至愿意放弃过去在外务工积累下的资历和高薪酬，转而留在本地就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农民工正由“经济人”回归其“社会人”的本来面目。
在仁寿县满井镇金塘村，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见到了在深圳打工12年的村民黄华。他告诉记者：“虽然在深圳一个月能赚4000多块钱，但是不能在年老的父母亲跟前尽孝，心头觉得很愧疚。长期不在家，老家房子也垮了。这次回来先把房子盖起来，好好照顾父母，哪怕工资少一些也没关系。”
杨龙娅两口子是四川简阳人，他们一再向记者强调“归属感”：“在东莞、深圳的电子厂打了这么多年工，也习惯了广东那边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成不了当地人，心是飘着的。去年有了小孩，我们就决定回四川，毕竟这里才是我们的根，我们不想让小孩将来既不是四川人，又不是广东人。”
“要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”
超过80％的受访者突出了“家庭、健康和快乐”对自身幸福感受的影响，多数人不再认同和接受父辈们“低收入、高强度和较差工作环境”的生活。
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调查发现，经历了30年发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，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据了务工人员总数的半壁江山。数据显示，2010年四川省2246万务工人员中，新生代占到一半以上。
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。23岁的四川宜宾小伙子林涛向记者坦言从沿海回四川之后的不适应：“这里虽然工作岗位多了，但与东部相比，西部地区很多企业用工都不规范，该给工人买的保险不买，有的老板还要扣押工人的身份证。”
与他们的父辈相比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价值、生活质量要求更具有现代性。22岁的眉山市万胜镇农民工梁义德告诉记者：“我参加了光纤安装培训后现在在省内一个月都可以拿到1800块钱。对我来说吃饱饭不成问题，家里也没什么负担，但工作一定要能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。”
在四川省社科院组织的对2500多名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中，超过80％的受访者突出了“家庭、健康和快乐”对自身幸福感受的影响，多数人不再认同和接受父辈们“低收入、高强度和较差工作环境”的生活。
“我的标准是每月至少2000元。有些招聘企业开出的工价很高，但是一天要干10个小时以上的活，周末还要加班。这些企业招不到工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”林涛说。
不具备职业技能反成企业争抢对象
仁寿县满井镇镇长贺志辉说：“现在很多东部沿海的企业来我们这招工，要求的都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普工。有技术的他们不要，因为从事的都是简单劳动。”
过去，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，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难以就业。然而记者发现，目前这一轮“用工荒”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，低附加值的普通工种普遍存在“招工难”，不具备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反而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。
业内人士指出，尽管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，但是目前，东部沿海企业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仍在延续，而西部地区随着承接沿海产业转移、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大量低端用工需求。这就造成了东、西部地区同时出现对普工的“争夺”，并且这种争夺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为常态。
新增劳动力减少，是普工短缺的一个原因。四川省劳务开发暨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曹庆告诉记者：“四川农村劳动力目前有3800万人，2010年转移输出2246万，劳务输出水平已属于高位运行。农村存量劳动力中，能够转移和输出的‘挖潜’空间已经很少了。而近年来，四川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仅为50万至60万之间，虽然劳动力供给总体呈增长之势，但增幅下降已经是很明显的了。”
对于普工短缺的现状，用工企业纷纷提高了薪酬水平。位于成都市三环路边上的锦江人力资源市场，素来是四川省农民工就业的“风向标”。根据这个市场的统计，从2010年下半年到现在，由于用工缺口的持续存在，服务员、保安、保洁、普工等低技术、低知识要求的工种，其工资水平普遍有200元至300元的涨幅。
成都市金堂县是四川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比较集中的一个县，当地方兴未艾的制鞋、服装等产业，正在吸纳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民工就地就业。金堂县就业局局长梁元惠告诉记者：“县里2010年的就业岗位比2009年增加了5000个以上，相应的外出务工人数，正以每年2000人至4000人的速度递减。今年金堂也出现了普工缺乏的现象。”
“东西部地区同时争夺低端劳动力，表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远没有完成。”郭晓鸣说，在正常年份里，企业的生产工人相对稳定，而金融危机发生后，沿海和内地相关企业先后出现“大面积裁员”；经济情况回升后，又出现了“大面积招工”。并且这种大面积裁员和招工具有突发性和规模性的特点，由于大量岗位与众多求职者之间的匹配需要一定时间，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巨大的冲击和考验。
锦江人力资源市场主任黄洁说，这次“招工难”所凸显出来对劳动力、尤其是普通劳动力的旺盛需求是否可靠和稳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，“因为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极大，一旦外部经济形式变化，这种需求就会急剧萎缩。不要忘了就在前两年我们还在担忧如何应对‘农民工返乡潮’。”
“天价蓝领”正把企业逼往境外
记者何丰伦南宁报道
从数万元月薪的红木家具技术工人，到4000元／月的高级月嫂，从8000元“旱涝保收”的销售代表，到数万元的音响调教师……春节过后，遭遇“用工荒”的不少地方，频频出现“天价蓝领”的招聘广告。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深入采访时，不少专家学者认为：“天价蓝领”的出现，凸显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，劳动力价值日益凸显，但要真正满足企业的需求，实现双重意义上的“互利共赢”，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。
最早在招聘启事中打出“天价蓝领”旗号的是福建连天红家具公司，在这家公司的网站上，记者看到这样的招聘启事：打胚普工540元／天，五片锯普工540元／天，铣床、台镂普工480元／天，选料、断料、断板普工430元／天，维修、补材普工320元／天……
总工程师张耀真告诉记者，按照这一计算方法，五片锯普工按照每月工作30天机算，月薪可达16000元，铣床、台镂普通的月薪也超过14000元。他说：“这还是普通工人的收入，如果一个熟练工人，按照工作业绩来计算，最高的月收入可达两三万元。”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红木家具“天价蓝领”并不足为奇，焊工、机械制造、销售代表、调音师等诸多行业，也纷纷打出高薪聘人的广告。与此同时，南宁、柳州一些月嫂的价格也纷纷上扬。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通过QQ、msn等方式，对正在聘请月嫂和计划聘请月嫂的家庭进行调查时发现，春节期间，这些地方的月嫂价格已相继比原来上涨了300-800元。
常年研究珠三角劳动力问题的专家、浙江大学博士杨天保认为：劳动力价格上扬无疑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、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必然趋势。他同时指出：“‘天价蓝领’并不意味着彻底进入了‘卖方市场’，因为企业一方的‘天价’对应的肯定是劳动力一方的‘高技术水准’，如果没有‘高水准’，也无法拿到足够的报酬。”
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的一些传统加工企业为了避免继续出现“用工荒”的情况，开始着眼于建设“境外基地”的方式，培养自己的劳动力后备人才。但与此相伴而来的，则是相关产业“空心化陷阱”将逐渐浮出水面。
广西玉林一家长期从事牛仔裤加工的企业业主覃国安告诉记者，2009年开始，企业已经在越南境内投资办厂，短短两年时间，仅劳动力开支就降低了不小的费用。他说：“国内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在上涨，我和几个股东一商量，人民币升值我们在越南办厂，还能用人民币直接结算，月薪才几百元，比国内的月薪动不动上千元，便宜了一半。”
连天红家具公司也正在酝酿打造“东南亚基地”。徐小晴说：“我们准备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建设初步的加工生产基地，这样能节省不少费用。但最大问题在于，当地劳动力需要相当长时间培训。”
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学者陈雄章认为：“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，可能会造成尚未富裕起来的我国中西部省区遭遇产业‘空心化陷阱’，这样反而有可能持续拉大我国东西部省区的经济差距。中西部省区迫切需要解决的，就是通过切实有效的办法，将更多更高层次的劳动力培养出来，并通过政府的协调，实现劳方和资方在薪酬待遇、工人权益、企业发展前景等诸多领域的‘共识’。”